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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界《共产党宣言》百年评价史述要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19-08-17 14:43 点击:

 摘  要:201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梳理对《宣言》的百年评价史应当是纪念这部人类不朽著作和伟大导师马克思的最好方式之一。170年来,人们评价《宣言》的文献很多,梳理国外学界的主要观点,包括恩格斯辞世后第二国际后期思想家们的评价、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学术界的评价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学术界的评价,得出几点结论:《宣言》的思想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要把《宣言》置于社会主义思想史、人类思想史和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来看待;评价《宣言》要坚持科学标准即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的统一;要坚持《宣言》的科学思想,又要避免教条主义,善于在实践中创新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经典文本/马克思主义评价史

 

  201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为纪念这部光辉著作和伟大导师马克思,特撰此文。

  170年来,研究和评价《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文献浩如烟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人们就对它作过很多论述,后人对它的论述和评价就更多。关于经典作家的评价学术界研究较多,这里不再赘述,而主要谈后人对它的评价,且主要是国外学术界有代表性的观点。当然,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对《宣言》的评价很不相同。总的来讲,有左、中、右三大派。所谓“左”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所谓“右”派,主要是指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所谓“中”派,是指那些调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半马克思主义者”。一百多年来,人们围绕《宣言》的历史地位展开多方面研究,其中有很多争论,大致可归为两类,即对《宣言》思想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的研究。

  一、第二国际后期对《宣言》历史地位的分析与评价

  恩格斯于1889年领导建立了第二国际,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对《宣言》思想的传播和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随着1899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第二国际逐渐分化为左右两派(早期也有中派)。各派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宣言》的评价有很大差别,这对后世影响颇大。

  19世纪后期,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有意识地研究《宣言》。A.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1843-1904)作为19世纪晚期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可以说是较早专门研究《宣言》的思想家。拉布里奥拉专门撰写了《纪念〈共产党宣言〉》一书。他说,《宣言》完成了两项任务,即赋予共产主义以新学说因素,又赋予共产主义者在繁茂芜杂的政治生活中揭示展现于政治生活中经济发展规律的线索。他赞扬《宣言》具有强大生命力,展示了新的历史观,“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1]1。拉布里奥拉曾经把《纪念〈共产党宣言〉》手稿寄给恩格斯,恩格斯读后评价说“全部都很好”[2]472,并在给左格尔的信中称赞“他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2]183。梅林给该书的出版写了序言,并评价拉布里奥拉的这一著作说:该书通俗易懂而又透彻明了地介绍了《宣言》的丰富思想,可以同恩格斯那本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小册子相媲美。

  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作为第二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理论家,对《宣言》有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这反映在他所撰写的《马克思传》《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等著作中。他深入研究了《宣言》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思想等,明确指出:“《共产党宣言》以精辟的叙述总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斗争所达到的成果”,“《宣言》是具有完整意义的历史文件,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性文件……它经受了五十多年的考验,经受了那么多自己打算永久长存的纲领和体系的考验,并在不断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里能够日益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旗帜”,取得了“全世界历史性成就”。[3]167-168这是梅林在19世纪末的评价。1818年,他在写作《马克思传》时,进一步写道:“自《宣言》发表以来,已经过了一世纪的三分之二(1848至1918年间——原作者注),而在这已经展开的六七十年间所有的重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没有一件是那《宣言》所不曾提示过的。”[4]166这有力说明,《宣言》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纲领经受住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梅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肯定《宣言》历史功绩的同时,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他说:马克思恩格斯错误估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们写《宣言》的时候,“他们以为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在我们今日都还难于达到的高度”;恩格斯在草稿中讲得更明显,“他说在一切文明国家之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都已进行于工厂之中,手工业几乎全都被大规模的工业挤出一切生产部门之外”;“《宣言》中关于工人阶级各政党兴起的概略叙述尤其显现他们的这种误算。甚至当日最重要的工人阶级运动,大宪章运动,也还强烈地受着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且不说法国社会民主党吧”。[4]166-167可见,梅林对《宣言》历史局限性的分析比马克思恩格斯还要深刻。大家知道,恩格斯晚年对《宣言》的局限性做了分析,特别是指出了对资本主义发展潜力估计不足。到1918年梅林写作《马克思传》时,《宣言》发表已经70周年,对很多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梅林认为,资本主义还不会马上退出历史舞台,欧洲工人运动中还有很多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起作用,至于俄国、美国等国家,情况就更加复杂,所以要完成《宣言》所规定的任务还需要“比《宣言》的作者们所预期的更长久的时间”。但是,梅林认为,《宣言》的基本原理没有也不可能被资产阶级的批评家们“驳倒”,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句话的确实性可以保持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世界历史的斗争完结的时候”。[4]167、169《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观念等,都将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长久发挥作用。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梅林对《宣言》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右派理论家、修正主义者则对《宣言》猛烈批评。他们赞成《宣言》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总体分析,赞成《宣言》关于未来新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以及有关社会改造的某些具体措施,主张把资本主义推进到社会主义,但不赞成阶级斗争,更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伯恩施坦的代表作是1899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他在该书中说道:“《共产党宣言》关于现代社会进化所述的预见,表述了这个进化的一般倾向,就这一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不过,它在许多特殊的推论上,特别是在这个进化所必要的时间的推测上,却犯了错误。《宣言》的共同作者恩格斯在他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中已经坦率地承认了。既然经济的进化所需要的期间比预想的要长远得多,那么进化或许会采取《共产党宣言》中所没有预想到、亦不能预想到的形式也未可知,或许会达到《宣言》中所没有预想到、亦不能预想到的状况也未可知。”[5]2他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认为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来越民主化,政治大灾变的必要和机会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当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大灾变和原来所设想的暴力革命,而应当组织工人开展合法斗争,促进国内改革,使得国家组织变得更加民主。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起初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其批判很不彻底,常常流露出抹杀阶级斗争、否认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等错误倾向,所以,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逐渐与伯恩施坦同流合污。

  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后来多转向改良主义,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所以,他们的理论成了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也有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有康德、黑格尔的哲学理论,也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1951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讲道:“无论社会党人信仰的基础是否为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社会分析方法,也无论他们是为宗教原则还是人道原则所鼓舞,他们全都奔向一个目标,即社会公正制度、美满生活以及全世界的自由与和平。”[6]224第二国际的左翼理论家们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如上所述,梅林的批判具有代表性。

  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也参与了这一论战。他于1900年为《宣言》的俄文版写了序言。他在深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观点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给予尖锐批判,肯定了《宣言》中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重要性。[7]211907年,俄国思想家沃洛夫斯基在其《〈共产主义宣言〉论资产阶级革命》等文章中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策略的实质,并阐述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对前人思想的发展,回击了孟什维克对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所做的教条主义解释。[7]35

  二、社会主义国家学者对《宣言》历史地位的研究与评价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此后,以苏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为代表,对《宣言》做了更加系统的研究,评价也更加科学。

  梁赞诺夫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曾任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负责人。1922年在他的主持下,俄国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出版了《宣言》科学版。这个版本以普列汉诺夫的译文为基础,按照德文原文校订;同时,收入不少新文献,如第一次以俄文发表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1848年1月26日发往布鲁塞尔的信等。[7]67

  在1922年《宣言》科学版的基础上,1923年,梁赞诺夫又补充了新的资料和注释,出版了苏联(即1922年底成立的苏维埃联邦)历史上第一个俄文版的《宣言》注释读本。该书的前半部分是《宣言》正文,后半部分是注解。这是作者在1921-1922年社会主义科学院附设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班主持《宣言》讨论课期间写作和讲授的材料,其目的是“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历史作很多讲解和说明”,以帮助党校的学员“很好地理解《宣言》的丰富内容”。这个读本在《宣言》研究和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曾经一度在苏联和其他国家流传,影响很大。它使得读者在解读《宣言》时,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是扩展到更深广的历史背景,并与当下的人类社会发展相联系。在此之前,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对《宣言》已经做过一些注释,但很有限而且难懂;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安德烈教授也写了注释本,但内容浮浅。[8]1-3该注释读本大大超越了前人。

  梁赞诺夫在对《宣言》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历史地位做出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评价。他说:“《宣言》不但是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纲领,而且它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一部最国际化的作品。”“《宣言》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新纪元的一个新起点”。[8]3-4这样,他就把《宣言》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提到很高的程度,强调了它的“国际性”,同时把它放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人类思想史”、“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来看待,认为它具有多层面的开创历史新纪元的伟大意义。

  1923年是《宣言》研究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一年苏联为纪念《宣言》问世75周年发表、出版了一系列文章和书刊,按照俄国权威学者的说法,“所有的纪念性书刊标志了从普及马克思主义到对它进行科学研究的过渡”[7]65。

  1923年,苏联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中发表了另一位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阿多拉茨基的两篇文章《关于共产主义宣言产生的问题》(该文第一次发表于俄国《青年近卫军》杂志1922年第1—3期)、《近十年内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宣言》基本思想的准备和发展以及共产党的起因等。1923年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出版了纪念《宣言》的专刊即《关于卡尔?马克思逝世四十周年及〈共产党宣言〉发表七十五周年纪念的期刊》,苏联还召开了纪念《宣言》的各种会议,形成了《宣言》研究的历史性高潮。[7]64-68

  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苏联理论界开展了理论大辩论和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其中包括围绕《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大讨论。讨论这一问题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反对托洛茨基分子所谓在一个特别落后的农业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小农经济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二是要反对新民粹派把农村公社理想化的构想,这些人企图依据马克思的一些被歪曲了的意见(特别是发表了1881年3月18日马克思致B.查苏里奇的信件草稿之后),把马克思描绘成俄国民粹党人的无条件拥护者。讨论的结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同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出现之前存在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不可能有也不会有任何相符之处。”[7]108-109

  1948年,为纪念《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苏联兴起了《宣言》研究的第二次高潮。除发表大量论文外,苏共中央直属的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还分别编辑出版两部文集,即《〈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百年》。这些文献对《宣言》的研究深入到了各个方面。比如,E.坎杰利的文章《论〈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载《布尔什维克》1948年第3期)论述了《宣言》产生的历史;戈尔曼、察金的文章对《宣言》的思想内容及其产生的历史做了说明;费多谢耶夫、加克、卡拉斯、列昂节夫等人的文章对《宣言》的研究范围更加广阔,包括总体的唯物史观问题,也包括具体的所有制、国家与法、无产阶级专政、农民、民族问题,以及《宣言》中所涉及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共产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社会党人、俄国革命、俄国民粹派等,还包括《宣言》的俄文本翻译史等问题。[7]152-157

  1952年,列昂节夫发表了《论〈共产党宣言〉》一书,进一步从历史的、理论的和实践发展的高度研究了《宣言》,充分肯定了《宣言》对无产阶级革命所发挥的巨大指导意义,同时指出了《宣言》的历史局限性以及《宣言》所包含的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他写道:《宣言》“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文件”,“是为了人类所曾具有的一切目标中最纯洁高尚的目标——争取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奴役制度下解放,争取创建没有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新社会制度——而斗争的伟大纲领。在这一著作中,在历史上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制度做了死刑的定案”。《宣言》所包含的新的世界观,“教导人理解真正的社会发展规律,从而以不可战胜的武器武装起社会先进的阶级,而这种武器的卓越特点就是:不仅不逐渐生锈,反而会日益锋利起来”。[9]1-2这就把《宣言》的人类性、人民性、阶级性和实践指导性意义讲清楚了。

  列昂节夫在该书的第三章专门讲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强调需要根据新的实践来发展其思想。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停留于《宣言》已有的思想,后来一直在研究《宣言》,并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以使这些思想全面发扬光大。“《共产党宣言》的著者们再三强调说:他们的学说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如果不加以发展,不加以改进,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而丰富起来,那就不可能存在。”[9]49他举例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宣言》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够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它不可能在单独某一国家里胜利。“这个结论是适合于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条件的”,但是,到20世纪初,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列宁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胜利的结论。这就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昂节夫还指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共产党宣言》的思想、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不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最伟大的胜利。”[9]58十分清楚,列昂节夫对《宣言》历史贡献的分析和评价大大超越了前人,与我们今天的认识基本接近。

  当然,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对《宣言》的研究和评价也在不断发展。因为时代在变化,社会主义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在不断更新,这就需要理论家们做出新的回答。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激烈化,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应对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冲击就成为重要课题之一。于是苏联学者基里柳克写了《〈共产党宣言〉对非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批判的方法和当代》一文。他说:“近14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制定的批判各种非科学、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构想的方法论原则至今仍具有并非转瞬即逝的意义。”[6]218-219他认为,《宣言》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今天已经发生很大的变种,包括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也包括“工党”,但不论如何变化,它们的改良主义性质不会变,它们“妄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医治社会顽症’,以便延长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命”也只能是新的乌托邦。[6]222、225

  又如,苏联学者施捷克利还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平均主义问题发表了《谈谈〈共产党宣言〉对粗陋的平均主义的评价》一文。他提醒人们不能忘记,“正是《宣言》的作者以并非十分久远的过去为背景,主要面向自己的同时代人,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大声疾呼地宣布:呼吁实现粗陋的平均主义的革命要求,按其内容来说是发动的”[6]268。应当说,这对于反对当时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有一定警醒作用。

  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还有很多,如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阿多拉茨基的《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纲领性文献(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90周年)》(1938)、戈尔曼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最伟大的纲领性文献》(1948),以及奥伊泽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86)等,都从不同方面对《宣言》的思想做了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6]275

  三、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对《宣言》历史地位的研究和评价

  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主要是从积极方面研究和评价《宣言》,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则很不相同,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他们对待《宣言》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其中也有左、中、右之分。

  其一,左派包括各国共产党人及其理论家,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者等;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宣言》的研究和评价基本上是积极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于1923年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他在该书中谈到,《宣言》不仅预见到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必然灭亡,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将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物化意识”(即金钱至上意识)是一种异化的思想观念,不能代表人类的未来;《宣言》提出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正在于能够把眼前利益与最终目标统一起来,并能够防止出现特殊利益集团等。应当说,卢卡奇关于《宣言》思想的理解是中肯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卢卡奇提出了一系列既不同于修正主义者,也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新观点。他认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不能领导工人进行暴力革命,但也不能做资产阶级的应声虫,而应当在思想文化领域启发工人的阶级意识,推进文化革命,克服人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长期形成的“物化意识”,通过文化革命而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任务。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要想取得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因为知识分子是新世界观的创造者和推广者,无产阶级政党要通过知识分子占领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阵地,然后夺取政治上的领导权。应当说,卢卡奇、葛兰西的思想不失为一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新思考,但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

  当代最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于1990年在《新左派评论》撰文《社会主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他针对东欧剧变,对照《宣言》思想,发表了令人深思的观点。该文有一部分专门讲了马克思的“文明”逻辑。他说,面对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一些西方凯旋主义的思想家们几乎都援引了《宣言》中赞美资产阶级革命的话,即“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可是,从马克思“所谓的文明”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文明”是持“基本的怀疑”态度的。实际上,马克思认为“任何臣服于资本积累需要的文明都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因为这种文明忽视不能用金钱关系表现的东西,而“无论这些东西是多么重要”。尽管今天的资产阶级已经远非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那样,甚至出现了“福利国家的和谐状态”,然而,马克思的上述引文仍然“最为贴切地描述了资本为了寻找投资机会而争夺国家社会主义侵蚀过的市场的情形”,“这种具有反讽意味的景象是发人深省的;同样令人深思的是,马克思的怀疑已经具体地表现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之中”。很清楚,哈贝马斯充分肯定了《宣言》对资本逻辑的分析,跟马克思一样,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又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所包含的“自我毁灭”的东西,即把一切关系都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尽管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较量中资本主义暂时取得了胜利,但马克思主义没有走到穷途末路,社会主义的价值源泉也不会枯竭。[10]哈贝马斯对《宣言》的理解和评价是深刻而中肯的,他对东欧剧变的分析也是发人深思的。

  另一位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对《宣言》关于资本主义文明扩张的上述引文表示赞同,并由此提出资本主义是一种“最富有弹性和适应能力的生产方式”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不断更新自己的形态;由此看来,资本主义从产生到今天,经历了三种形态,即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当前的晚期资本主义。但他认为,不管资本主义怎样变化,其固有的资本逻辑不会变化,因为资本的逐利本性始终存在,由此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对文化领域的侵蚀,使得消费文化无休止地泛滥,由此必然产生更深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所以,他认为,分析当今的社会文化现象,离开经济根源和资本的逻辑就必然走入误区。只要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就永远有效。[11]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大批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不同角度,特别是结合当代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进一步研究和评价《宣言》思想。美国学者F.L.本德(Frederic L.Bender)在其长篇文章《〈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和理论》中,仔细分析了《宣言》的思想及其与各种有关思想的关系,得出结论说,《宣言》“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本小册子根据对政治、经济、历史和哲学的研究,真正全面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注定要衰落的巨大历史意义”;“《宣言》这篇在篇幅上并不大的文章,比马克思写过的任何著作都成功。《宣言》具有丰富的想象力,隐含着无产阶级为拯救人类而斗争这一象征性的意义,所以它直到今天仍有感召力”。[6]82、83

  近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发表了一本轰动全球的通俗理论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他在该书的英文版前言中说:“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恰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而马克思做到了,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连反社会主义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也认为,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第一个不限于某个特定群体,而受到不分种族、国别、宗教和文明的所有人支持的思想潮流’”。[12]2

  其二,中派则是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者,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或价值理念,又主张修正马克思主义,并接受其他思想理念,如社会民主党人、工党理论家等;他们对《宣言》的研究和评价是折中主义的,有时代表人民利益,有时又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主张所谓的“中间路线”。

  英国工党原领导人之一H.J.拉斯基(Harold J.Laski,1893-1950)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于19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充分展示了这种折中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宣言》的研究和评价。这本书是英国工党为纪念《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而出版的,全书共分三个部分:一是工党前言;二是拉斯基所写的序言和长篇导论;三是《宣言》原文。我国商务印书馆于1964年出版了该书中文译本,由黄子祥根据该书的1954年伦敦版本译出。但这个中文版只收入了前两个部分,可能是考虑到《宣言》的中文译本已经有了,便没有收入第三部分。

  从拉斯基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工党前言”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典型的半马克思主义者。“工党前言”写道:之所以要出版这本书,是工党为了“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感激的心意,他们两位是属于那些启发和鼓舞了整个工人运动的人们之列的”[13]3。这就是说,他们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理论基础的一个方面。那么,他们的理论中还有哪些思想呢?下文讲得很清楚,还有“平均派、宪章派、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费边社社员和其他许多团体”的思想。而且,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生活在英国,所以,他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主要运用了英国的经验。工党也明确讲道,他们与《宣言》有着共同的理想,并且通过工党这些年的努力,这些理想在英国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比如:“废除土地私有制很早以来就一直是工党运动的一个要求。当前的工党政府正在推行一种很重的累进所得税制,作为达到社会公道的一个手段。由于征收很重的遗产税,我们已经向废除继承权的方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通过英格兰银行法案和其他的手段,我们部分地达到了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的目的。我们已经把大部分交通工具国有化,同时扩大了工厂和生产工具的公有制。我们已经宣布一切人都有劳动的平等义务。我们正在从事于平衡城乡之间以及工农业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已经大量兴办共有的学校,使大部分儿童都能受到免费的教育。只要记得这些都是《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要求,谁能怀疑我们和《宣言》的作者有着共同的理想呢?”[13]4

  拉斯基在这本书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宣言》的过程做了分析,并给予《宣言》高度的历史性评价,他说:“每一个研究社会的严肃的学者都承认它是有史以来许多杰出的政治文件之一。”“时间已经增添了《共产党宣言》的光辉;它取得了卓越的地位,不仅仅成为一部经典著作,而且成为一步同它写成后一百年来一直在热烈进行着的争论直接有关的经典著作。”这里实际上是在讲《宣言》具有超越时空的现代意义。虽然今天的我们离拉斯基讲此话又过了70年,但《宣言》所涉及的问题仍然引发着人们激烈的思想交锋。

  不过,拉斯基对《宣言》的肯定是有限度的,他认为,《宣言》的核心思想早已由前人明白有力地提出了,它的创造性主要在于“把那些学说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逻辑整体的那种技巧”,还在于根据革命的最终目标,提出了当前的行动纲领的概要;这个纲领直接关系到欧洲各个国家工人们的要求。[13]25、53、26这实际上是要否定《宣言》思想的科学性。

  不仅如此,拉斯基还从多个方面对《宣言》作了批评。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德国工人阶级人心的程度,而过低地估计了英国欧文主义和宪章运动在学说和行动方面的意义。他还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是“不公平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流派都对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贡献。[13]31、41、47拉斯基的这些批评很多是不正确的。他否定了《宣言》思想的深刻性及其伟大历史意义;说马克思恩格斯受空想社会主义者影响很大而又过分批判了他们,有明显的逻辑矛盾,也不符合事实。不过,这些批评也有一些启发作用,可以防止我们对《宣言》的教条式接受和理解,至少可以引发我们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和思考。至于工党对《宣言》的正面评价特别是实践意义的评价,更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改革进步的推动作用。

  其三,右派则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原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也包括苏东剧变后转向资产阶级立场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他们尽管也不得不承认《宣言》中的一些科学观点,但又从总体上否定其基本观点。

  《宣言》在它问世并初步传播的19世纪被资产阶级视为洪水猛兽,当作诽谤、压制、打击和封杀的对象,但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日益深入,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也不得不研究并部分肯定《宣言》的思想。

  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Joseph A.,1883-1950)当属这方面的代表。他于1942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了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其中对《宣言》有多方面的研究和评价。1949年6月,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地位》一文,对《宣言》做了专门研究。熊彼特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学说的“伟大”,他说:“大多数智力或想象的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代,就完全湮没无闻了。有些却不。它们遭受了晦蚀,但是又复活了,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分而复活,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自己的瘢痕而复活了。这些创作,很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我们的定义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结在一起,是没有弊病的。按这个意义来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道理。”[14]9熊彼特非常赞赏马克思在《宣言》中对资产阶级成就的赞颂(即上述哈贝马斯引用的那段话以及其他引文)。他认为,这表明马克思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家,“从来没有人,特别是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捍卫者曾写过这样的东西,也从来没有人曾为工商阶级做过一番概述,表明他如此深刻、广泛地理解它的成就以及它对人类的意义”[15]。正因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才“不是抹煞生命中一切其他色彩,并创造出一种对其他文化的不健康而又愚蠢的曾恨或蔑视的先入为主的成见”,因而被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14]14-15

  但是,熊彼特对《宣言》的批判是颠覆性的。他说,马克思学说中有很多非科学的东西,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他认为,马克思在赞扬资产阶级的功绩之后,对资产阶级社会作了无情的批判,包括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创造了邪恶的、功利主义的生活态度”等,这些都是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至于《宣言》中的经济危机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国家理论等,都大成问题,要么在逻辑上讲不通,要么不符合实际。他还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难以自圆其说,最终还是被他的追随者抛弃了”。很明显,熊彼特是站在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立场上来研究和评价《宣言》的,符合自己口味的就大加肯定,反之则大加批评。

  苏联解体前后,有的苏联学者转到了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宣言》大加批评。罗基强斯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俄罗斯《近代和现代史》杂志1991年第4期发表《〈共产党宣言〉研究中的历史主义》一文,站在所谓“科学的”立场上,对《宣言》猛烈抨击。他说:“我们一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科学,现在该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了。”他通过所谓的历史考证,证明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以前阶段(1845年以前),早期马克思主义阶段(1845-1857年),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阶段。他认为,《宣言》是1848年初问世的,属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书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绝对革命的共产主义观点所依据的都是19世纪40年代在对实际事件认识基础上产生的“幻想”;“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方面尚没有足够的经验,科学洞察力不够,而他们的理论还不具备所应有的学术深度”,因而《宣言》有很多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例如,从工人阶级的立场研究历史,“同科学的本质背道而驰”;马克思恩格斯对暴力革命和专政大加赞赏,显然是受了巴贝夫、魏特林等空想主义者的影响,甚至有抄袭前人之嫌;《宣言》之所以能够影响世界,不在于其思想深刻,而在于它是“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对工人运动当时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作了回答”,“唤醒了工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6]269-295

  “两极相通”。从罗基强斯基身上,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教条与颠覆批判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由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太过僵化,只许讲赞美之词,不许做任何批评,所以当苏联解体之后,一些人如释重负,便一下子从“左”的一端跳到右的一端,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名义干着很不科学的勾当。但是,真理是骂不垮的。而且,人们透过罗氏的攻击和诽谤,可以认识他的真面目,进而认识《宣言》的伟大所在。比如,罗氏最初确定的马克思主义“三阶段论”就十分武断。按照他的说法,早年和中年的马克思都不成熟,只有晚年的马克思才是成熟的。这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说法相矛盾,也与国际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认识不相符合,还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领域的巨大影响有矛盾。至于说《宣言》的作者是两个没有思想深度的小伙子,却搅动得世界不得安宁,无异于否定人类的智慧,更不值得一驳。

  四、从《宣言》百年评价史得出的几点结论

  研究《宣言》一百多年的评价史,可以帮助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等大问题。

  从《宣言》百年评价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何等强大!最初只有少数工人阶级的理论家在研究和传播《宣言》,后来它却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基本来源,并由此被深入研究、传播和高度评价,最后它也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得不研究和评价的对象。《宣言》所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是全世界每一个有作为的思想家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对《宣言》的评价本质上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因为《宣言》的思想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浓缩版。马克思恩格斯对它所涉及的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在回答,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还需要后人不断来回答。因此,《宣言》是常读常新的伟大经典——真正的经天纬地之典籍。170年的人类发展史都是按照《宣言》所规划的道路在前进的。谁不愿回答它的问题,谁就别想进入人类现代思想大厦之门。

  对《宣言》的评价,不应当仅仅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角度来进行,还应当像梁赞诺夫那样把它放到“三个高度”来看待,即把它放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人类思想史”、“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来看待。这也就是说,《宣言》在这三个层面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宣言》的历史贡献绝不只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实践方面,正是在它的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又进一步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促成了20世纪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鼎立之势,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与《宣言》的这种伟力相比,其他思想家的著作只能相形见绌。

  对《宣言》的评价,不能以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标准来判断,而应当用真正科学的标准来评判。如上所述,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标准,看似不偏不倚,不以某一个阶级、党派的立场为标准,而实质上是站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上说话。由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对同一问题之所以有不同看法,就是因为站位不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社会历史领域不存在真正的科学标准呢?不是的。真正的科学标准是存在的,这就是历史的标准和道德的标准,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合理合情”。所谓“合理”,就是某一思想要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这就是“历史的标准”;所谓“合情”,就是这一思想要符合历史主体——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这就是“道德的标准”。《宣言》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又对社会的阶级、阶层作了认真分析,理清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还主动适应历史的发展、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说它是“合理合情”的智慧之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高的唯一标准。一百多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宣言》思想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就连英国工党领袖以及熊彼特等人也承认《宣言》的要求正在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变为现实。那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宣言》思想之伟大呢?

  最后,要避免对《宣言》作教条式理解。由于我们长期受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宣言》抱着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理解和接受,只讲其积极方面,不讲其历史局限,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后者。所以,在理论上不敢创新,在实践上照搬照抄,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长期不敢有所突破,甚至在“文革”时期极力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的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改革开放后,我们才逐步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由此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今天看来,在对《宣言》思想的理解上,还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包括要更加全面地理解和实践《宣言》的主张,如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扬民主、大力加强社会建设和民生建设等,也包括在国际上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正确对待国际上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立巩固国际统一战线,更好地营造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弘扬《宣言》的基本思想,建设好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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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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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列昂节夫.论《共产党宣言》[M].向珣,译.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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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杰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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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拉斯基.《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M].黄子祥,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14]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吴良健,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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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金海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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